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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9 03: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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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治国理政创新实践提供了根本保证,开创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新气象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水平,从总体来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勇于担当,直面问题;二是勇于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这两个“勇于”内在联系,勇于担当就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勇于担当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为题进行的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能不能深化下去,取决于有没有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

  全世界林林总总的政党品相不一,面貌殊异,各有所图,在治国理政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先进本质使它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体现着独有的品质风格。

  勇于自我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中具有突出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要改造主观世界。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造主观世界的必由路径。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攀真理高峰和彰显道义力量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申明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襟怀坦荡和自我剖析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要求共产党人善于发现、愿意承认和敢于纠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倡导“经常自己批判自己”的战斗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对待自己的遵循原则。因此,畏惧或害怕自我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品格的一条重要标准。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将马克思主义旗帜举得最坚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旗帜鲜明地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形象。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也是它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烙上革命的印记,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是革敌人的命,而革敌人的命离不开革自己的命,要战胜敌人必须首先强固自己。当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承担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革敌人的命是首要的任务,勇于自我革命服从于革敌人的命这个中心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走上新的长征路。从70年的执政实践总体看,中国共产党对待勇于自我革命问题,理论上是清醒的,实践上是坚持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是勇于自我革命政治品格的集中体现。这个传统开始于建党之初,定型于延安整风时期,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全过程。共产党人要经常照镜子,查找自己身上的缺陷。毛泽东形象地把加强党的建设比作打扫屋子,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必须不断清洗思想的污垢。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要大力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使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得以保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使我们党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谁都会犯错误,先进的政党也不能绝对保证不犯错误,关键是犯了错误以后怎么来对待。是讳疾忌医还是直面问题,是遮盖过失还是纠正错误,检验着一个政党自信强不强、底气足不足。尤其是在顺境之下和在颂扬之中能不能坚持和勇于自我革命,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考验。“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论述对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

  勇于自我革命是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的重要原因

  审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有一个事实必须看到,就是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从严管党治党不是新提出来的任务,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明确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30多年来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过,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观点反复加以强调,推进党的建设也始终伴随着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然而,长期以来党的建设存在着宽松软的问题,党的发展受到理想信念动摇、党的宗旨淡薄、群众路线思想弱化、纪律松弛、规矩破坏、不实不正不廉作风顽固等病症的缠绕,许多想解决的难题解决不了,许多想办的事情办不成。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存在宽松软的问题,说到底就是缺乏自我革命的勇气。管党治党如果不敢动真格,就像抓铁不见痕、踏石不留印那样,难免漂浮表面、游离实际,难有真实的成效。

  全面从严治党超越以往党的建设实践而别开生面的集中表现,就是动真格管党治党,花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战胜反动势力、阶级敌人和外来侵略者的内在需要的话,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的条件下,自我革命就是党发展壮大的根本前提。这体现的是自我革命从“外压”到“内压”变化的道理。为夺取全国政权而斗争,以及在封闭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更大的危险主要来自外部力量,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和战胜危机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抗衡外部势力上。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巩固和角色的转换,搞好自身建设的内部压力上升。虽然外部环境的挑战始终存在,并且也严重表现出来,不允许对此掉以轻心,但是,解决自身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更具有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能“自毁长城”,指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永远不能改。丢掉了好传统好作风,就是自毁长城。”他还指出:“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这些论述都从“内压”的角度突出了加强党自身建设的战略意义。勇于自我革命是防止“自毁长城”的必然要求。

  “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变为大塌方。”“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有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有动真碰硬、敢于交锋的精神,有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要不断增强向体内病灶开刀的自觉性”。这些思想的深刻性在于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一场自我革命,显示了刀刃向内、清理源头、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政治优势。谁都知道,革别人的命相对容易,革自己的命则不容易。勇于自我革命,是要动自己的奶酪,伤的是自己体内的骨,痛的是自己身上的肉。勇于自我革命越彻底,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危险就越小。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把勇于自我革命与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是回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重要任务。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弄懂一个道理:新时代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广度,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大小;新时代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深度,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能力之强弱。

  新时代能不能顺利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为前提。新时代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取得胜利,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成效为保证。新时代党壮大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力量,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表现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所有革命,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汇集到伟大社会革命的目标上,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在担当和践履新时代历史使命和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勇于自我革命的实际表现,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使党的能量释放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主动性、积极性统一起来,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作者齐卫平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有一些“古国”逐步成为文明中心,带动各个地区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形成了以夏、商、周的国都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有学者指出,夏商周的朝代更迭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与文明辐射力强弱的变化,是“古国”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这与秦汉以后的改朝换代意义不同。

  夏朝与商朝对多神的信仰和祭祀相当普遍。而周朝则是人文精神勃兴的时代,是中华古文明发展的关键,经过文明交流与百家争鸣,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其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与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指引着中华文明后续数千年的发展走向。

  儒家的大同与民本思想可以作为了解中华文明进程的枢纽

  大同的理想社会。儒家经典文献《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大道流行的时代,天下不是家族相传,而是为世人所共有,选取贤能之人共同治理,大家讲信用,和睦相处,彼此合作,家庭社会各方面的治理达到尽善尽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美好的世界就算是真正的大同世界。这是孔子在君王世袭制的环境之中所提出的超越世袭制度的政治理想。

  民本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重民本”“以民为本”的思想。据《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大禹曾告诫其子孙:“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是说人民是用来亲近的,不能轻视与低看;人民才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定,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端。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诠释:

  君王与民众的关系。《孟子》中讲了一个大道理,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贵君轻”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影响很大。《管子》也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为君王要想完成霸业,必须以人民富裕安康为前提与基础,如果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而争夺霸业,则必然把国家引向危险的境地。又如,齐景公时期,有一位基层官员对齐景公说:“使君无得罪于民。”意思是指但愿君王不要得罪百姓。齐景公很生气,回答说:“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这句话意思是:如果说有小民得罪于君王还差不多,君王对百姓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哪儿有君王得罪百姓的说法呢?晏子插话说:“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是说夏桀和商纣王,是被君主杀了呢?还是被百姓杀的呢?”意在告诫齐景公,不可得罪百姓,否则家国不保。所以《礼记·大学》中所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就是告诉执政者要以百姓的好恶为自己的好恶,与百姓心连心,这样才可以与人民亲如一家。

  天意与民本的关系。商朝的统治者几乎是每事必卜,许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要由神意来决定。但是发展到周朝的时候,“人”的意志开始大于“天意”,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这说明,周朝的开国者已经不太在乎代表天意的占卜,而更加关注人心向背、实力强弱等因素。周王朝总结夏桀、商纣王失败的教训,指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上天在统治者有德的情况下会给予世俗统治者以合法性,也可以在失德的情况下撤回天命,转给他人。《尚书·泰誓》篇是武王伐纣的誓约,其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命是否授予某个执政者,关键看这个执政者是否有“以民为本”的执政情怀,这就是“以德配天”“保民而王”。

  服务与教化的关系。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对民众要加以教化、引导、提升。《论语》中有一记录,孔子去卫国,冉有陪同。在路上,孔子感叹卫国人丁兴旺。冉有问,人口多了以后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说,教化他们。这就是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三部曲。“以民为本”,要创造出安居乐业的环境,要满足民众对物质文化的需求,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还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教化”。所以,《礼记·学记》篇云:“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有“亲近民众”与“使民自新”两种解释。所谓“亲近民众”就是要求管理者、执政者与百姓打成一片,服务人民;而“使民自新”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升,要在完善自身的基础上,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这就是“引导群众、提高素养”的过程。这两种解释都讲得通,结合起来更好一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既注重服务,也注重教育引导,这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准确把握与借鉴。

  忠诚与革命的关系。《大学》有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 作为执政者要把仁爱作为最高目标,作为大臣要把忠诚、恭敬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仁”与“敬”是一对关系,相依而存,如果君王对于民众失去了仁爱之心,没有了“民本”的思想基础,那么下属的忠诚也不可能存在。上下双方是基于“以民为本”这一基本共识而形成的君仁臣忠的契约关系。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晏子也说:“士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争其不义。故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微子曾说:“臣主以义属……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上下级关系以道义维系,如果君王犯错误,下属基于对事业、民众的忠诚,应当再三劝谏,劝了没有效果,就应当辞职。在传统典籍之中,碰到了不顾百姓死活的君王,除了辞职,还有易位、革命等选项。《孟子·万章下》中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句话是说君主的亲族,以宗庙为重,在君王已经失德的情况下,可以发动政变,在家族内更换更加合适的领导人。而家族内如果无力解决,为了黎民百姓的生计,就只有革命了。所以《周易·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将商纣王等暴君定义为残贼之人,而对商汤、周武王的革命行为加以颂扬。

  礼仪、仁政、民本等思想为封建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了基本治国方略;民本与革命的思想为朝代更迭提供理论支撑

  在周王朝发展成熟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明,对于和平发展、改易更化、改朝换代都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文明资源,这一资源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具体到每一个时空环境之下,是仁政还是革命,都是在民本这一前提下加以抉择。

  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指出天下为公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实现,在“家天下”的环境下,天子、诸侯的宝座父子兄弟相传。就只能把“礼义”作为根本大法,用来规范君臣、家庭、社会关系。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以礼治国的佼佼者。“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六位君子,严格按照礼法治理国家,一切都是有规可循,违礼必究,这就是小康,历代帝王也就将此作为学习的目标。

  贞观元年,李世民刚刚当皇帝,他就指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李世民通过研究历史得出结论,凡以仁义治理国家的都国运久远。用严刑酷法统领人民的,虽然能治理一时的弊端,但国家很快就会灭亡。所以他要以儒家的诚信、仁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他还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还记载他对民本思想的认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安居乐业是统治者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其合法性的来源,不能本末倒置。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儒学提供了最合适的长治久安之策,所以为历代政治家所推崇。

  民本与革命的思想为朝代更迭提供理论支撑。如果身处乱世,儒家的君仁臣忠、以民为本的礼仪制度已经缺乏实施的可能性,那么其内部蕴含的革命文化资源就可以登场了。《周易》《礼记》《孟子》《荀子》及《管子》等书中,都有对汤武革命的颂扬,认为商汤的革命恰恰可以拯救黎民于水火,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由于隋炀帝的横征暴敛,隋末天下大乱,《隋书》云:“《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史籍引用《尚书》《左传》评价隋炀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风起云涌的革命造反当然是正义之举。所以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改朝换代的大戏时常上演,但儒学的历史地位没有根本动摇。

  儒家思想为各民族、宗教留有充足的平等交流空间;大同理念为终结帝制提供理论支撑

  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有着充足的对话交流空间,所以佛教作为域外宗教可以和平的进入中华大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所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少数民族政权,当他们的势力深入到中原汉族文化地区以后,都会拥抱儒学与中华文化,因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而缜密的思想体系,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可以为治国理政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供长久有效的解决方案。

  大同理念为终结帝制提供理论支撑。儒家思想不仅仅可以为家天下的封建社会的建设与革命提供理论指引,也可以为帝制的终结提供思想资源。数千年的封建时代,儒学作为指导思想存在,但儒家始终保持着非议贬低“家天下”的大同思想,保留着天命靡长、以德配天,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革命思想,但是几千年的帝制时代,官方也认可并传播这些思想,这既是文化的宽容,也是政治的宽容。

  作为清政府的重要官员晚清名臣徐继畲,在1848年出版的《瀛寰志略》一书中盛赞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他以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来诠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贬低“家天下”,开创儒家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先河。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指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把大同理想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精神。康有为也专门写了《大同书》,结合儒家大同思想作为人类进化的“目的”,描述他的理想国。辛亥革命元老、现代大儒熊十力在《原儒》中指出:“孟、荀虽并言革命,而只谓暴君可革,却不言君主制度可废,非真正革命论也。惟《礼运》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深嫉夫当时之大人世及以为礼,此乃革命真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很多思想家也将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进行比较,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这说明孔夫子的大同理想可以作为诠释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

  (作者孙劲松为武汉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西方通常亦被明清以来的国人称为“泰西”或“西洋”,与文化相比,文明属于精神和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文明与文化也经常交替使用,包含物质、精神和制度这三个方面。本文侧重于从文明的精神或文化层面,来探讨西方文明的演进历程。

  古典时代的西方文明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是西方文明之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希腊这个名字在一切有教养的欧洲人当中,自然会引起家园之感。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轴心时代”,希腊城邦文明进入鼎盛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达致高潮,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

  基于分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原则,希腊半岛爱琴海地区能够长期保持数百个彼此独立而又荣辱与共的小城邦。由城邦概念衍生出公民、法律、政府、政治家和政治学等西方政治学的核心观念。雅典民主政治对后世影响巨大,它是在平民与贵族之间进行权力争斗中发展起来的。古希腊政治家梭伦于公元前594年废除债务奴隶制,设置了四百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以财产资格而非出生和血缘关系来划分公民等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到了公元5世纪中叶的伯里克利时代,民主制度使得雅典成为希腊最强大和繁荣的城邦。

  希腊人创造了哲学这门无所不包的科学和知识体系。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宇宙起源和演化规律的探讨蕴含在世界本原问题中,唯心主义哲学家力求探讨自然背后的原则或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希腊哲学孕育了科学和理性精神。在探索世界和人自身的过程中,希腊科学与艺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天文学、几何学、医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逻辑学等方面取得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成就,出现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巨人,希腊的戏剧、文学、史学、雕塑也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高峰。吊诡的是,希腊人对自由和美的追求,反而使希腊文明不适合在帝国政治环境下发展,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文明在马其顿王国统治下走向衰退。

  与希腊人对生活艺术之美和自由的热爱不同,罗马人钟情于武力征伐、领土扩张和世俗功利。罗马人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并且很好地对横跨亚非欧的多民族地中海世界进行了有效管理,这有赖于罗马人在法律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天赋贡献。罗马人尽管在哲学、科学和艺术方面继承和复制了希腊文明,但罗马法至今仍然是欧洲大陆法学体系的基础。

  罗马政治制度也是在平民向贵族争取更多权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公元前470年,平民迫使贵族同意设立保护平民权利的保民官。公元前451年颁布了《十二铜表法》,将以往由贵族随意解释的习惯法变成成文法,使法律具有公正的约束力量。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随着骑士阶层的崛起,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使得法庭的控制权由元老院转移到骑士手中,促成了军事独裁者的诞生,如凯撒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罗马步入帝国时代,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元老院仅具有荣誉地位。为治理庞大的疆域和管理不同种族的民众,罗马皇帝下令统一法律,最终产生了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的内容广泛,涉及民法、商法和刑法等领域,又分为公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罗马法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中世纪教会法就源于此,19世纪初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民法典》也参照了它。它确立了当今西方法律的三大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和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罗马人确立的诉讼程序、律师制度、陪审制度也为后世所继承。

  总的说来,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代表了古代西方文明对人类自身、社会和自然界的探索,发现了贯穿于其中的自然秩序。按照当代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看法,西方发明的伟大之处在于发现了“自然”中的内在秩序,该秩序的运行可被系统地理解和解释,但未探查自然整体之外的“超自然”存在,以及“超自然”事物和自然界之间的关联。希腊宗教是一种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艺术宗教,罗马宗教则是维护国家、法律和皇帝权威与尊严的工具,因此,对超自然神灵世界的探讨注定属于后来的基督教文明。

  中世纪基督教文明

  中世纪西方文明始于公元476年,终于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这是一个基督教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基督教从希伯来文明继承了《旧约》和重要的教义观念,经过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两希文明的产儿,其信仰和教义主要来自犹太教,其神学构造和阐释则师法希腊哲学。基督教文明给西方文明带来的是一神论信仰及其崇拜,其关于神人关系的探讨,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灵魂和精神世界的理解,并缔造了一种严峻高尚的道德标准。基督教信仰和启示是超越自然理性的,其对上帝之国的向往必然带来对此世的贬抑,中世纪的修道运动便是明证,死后灵魂的拯救成为人生的最大关怀。

  中世纪基督教会是古代文明的保持者,作为中世纪西方文化统一的唯一实体,创建了西方诸多大学。教会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增长,必然引发教权与王权之争,并在格里高利七世与德皇亨利四世时代达到高潮。1300年以来,中世纪教会的宗教实践日益与其信仰相背离,对世俗利益的贪婪,揭露了其道德上的虚伪和信仰上的亵渎,教会腐败侵蚀着教会权威。尽管基督教取得了很高的精神成就,但教权对世俗王权和人性的压抑,信仰对自然的迷魅,带来了尘世生活的混乱和自然的遗忘,激化了神圣和世俗、信仰和理性之间固有的矛盾,最终引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其宗旨是要去除基督教信仰覆盖在人性和自然之上的由信仰、幻想和幼稚偏见构织的面纱,恢复被教权扭曲了的人性,重新发现自然。根据瑞士文化思想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观点,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将人性的正当权利和自然的美丽从原罪教义的“魔咒”中解放出来,肯定人性的尊严和高扬人格自由的价值。宗教改革运动是中世纪教会改良运动失败的产物,旨在恢复基督教的纯洁性。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他提倡“因信称义”的教义,建立了人神之间的直接关系,破除了教会教士和圣礼在灵魂救赎意义上的中介作用。新教缔造了在世俗工作生活中敬拜上帝的宗教实践及伦理,缓解了中世纪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冲突,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内涵,使得基督教文明实现了现代转换。

  现代西方文明

  17、18世纪,作为一种理性主义神学的自然神论逐渐流行起来,成为西欧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一种信仰形式,它限制甚至取消信仰和启示的作用,将上帝和造物分离开来,把自然界的规律和秩序视为理性赋予的,拒绝上帝对自然界的干预。宗教宽容精神和自然神论的广泛传播,促使科学理性精神不断成长。随之出现的启蒙运动,是要号召人们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自己加诸于自己之上的不成熟状态。它极大地解放了人性和理性,破除了封建神权和教权对人类思想的禁锢。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确立的“我思故我在”原则,奠定了现代的主体性原则。康德的先验统觉、费希特的先验自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概念,深化了自我意识的认识,形成了现代自我认同,即一种独立自决的缓冲自我,从而与古代世界可渗透的自我有别。前者意味着主体关闭了内部思想和外部自然物质世界间可渗透的边界,以超然理性面对规训化的自然规律和自由秩序,享用着因知识和理智进步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安全,形成了一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而后者则是指中世纪的自我认同方式,思想之外的世界充斥着神灵、魔鬼和宇宙力量,会在特定环境下对自我产生影响,带来恐惧感。

  随着现代性主体的确立,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自然法学派思想家反对封建“君权神授”和“国家神创”,从假设的“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出发,主张国家起源于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订立的社会契约。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思想,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反抗压迫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言论、信仰、出版、结社等自由得到提倡,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得到贯彻。伴随此过程,源于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逐步演变为争取一切人自由和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运动,对20世纪的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7世纪的科学家摒除了一切神学思维方式,从自然现象本身出发,通过经验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旨在发现自然界的秩序和规律。牛顿基于力学原理建立的机械论图景,取代了基督教的目的论世界观。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两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伴随着西方海外殖民地的扩张,西方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日益凸显,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应用到社会领域,信心满满的西方人视自己为文明进化的顶峰,“西方中心论”由此而生。1897年,当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已成定局,西方人对自己文明的信心和乐观达到了高潮。

  全球化时代的西方文明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比较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八种文化,认为西方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具有优势,西方文化虽是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但已然走向衰落,他先知性地提出以类似全球视野的哥白尼式世界观来取代“西欧中心论”世界史观。

  西方人是通过全球殖民活动而将世界带入现代文明的,这就造就了西方人所谓全球化即西方化的思维定势。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不仅成为了地球的主人,也似乎即将成为宇宙的未来主人。但是,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物化或异化,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命的残杀,核子武器的毁灭性力量威胁到人类种族的存续,基因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性别和伦常关系。

  西方诸多思想家将科学技术理性视为一种工具理性,其单向度的过度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问题。科技创新通过不断推出新的产品来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求,促成了消费社会的形成,使现代人陷入一种新拜物教,个性自由逐渐丧失,日常生活变得单一化和平面化。韦伯的价值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等,都是对科技理性压制人文精神等负面效应的疗救。西方人对高标准生活质量的要求,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能源枯竭等危机,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呼唤一种新生态文明的出现。

  二战以来,西方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形成了冷战时期的第三世界。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许多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甚至科技创新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新兴国家并不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遍适用性。后工业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的现代文明做了系统的反思,反对现代性的主体哲学,批判其固有的同一性和中心性,强调差异和不可还原的他者的重要性。后现代主义在真理和价值上主张多元化,尊重非西方文明的独特价值,强调文化包容与对话的重要性。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亦承认,西方文明是独特的,并不具有普世性,它将会在文明冲突中面对东亚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挑战。

  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凭借其制度优势、先进文化和科技理性,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独领风骚,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其已略显疲态,存在多重隐忧,如民主制度打破代际契约、市场被日益繁琐的监管政策所扭曲、法治沦为律师之治、公民社会衰退、意义充实感不足等问题。但是,在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建中,西方文明演进过程及其产生的问题,值得非西方文明国家认真加以镜鉴。

  (作者张仕颖为南开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领导岗位是一个掌握人、财、物、生产权、调配权、使用权的岗位。对一个想干事业的人来说,它是发挥聪明才智、做出更大奉献的平台,也是经受锻炼、提高自身能力的阶梯。正因为如此,它也是风险较大或者说“风险丛生”的岗位。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只看到领导岗位光鲜的一面,十分重视对权力的掌控,权力的应用,甚至权力的扩张、上升,但却无视与权力同生共长的风险的严峻一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失去警惕与防范,致使精神麻痹、迟滞,思想偏颇、退化,甚至忘记了初心、使命,不仅个人受挫,也使事业受损。

  风险之一:领导岗位被无数谋私者当成得之可获丰厚利益的“猎物”,食之可长生不老的“唐僧肉”,千方百计对占位者拉拢腐蚀,从四面八方进行“围猎”,以谋取非分之利。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司空见惯,但总是压而不灭,灭而复生。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几乎年年进行,天天宣传,但腐败现象仍然时伏时起,有一段曾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不少领导干部失足落水。其中许多人原本是很好的同志,在担任领导职务初期,也曾严格要求自己,但因较长时期在高层领导岗位,自以为进了“保险柜”,对岗位风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久而久之,思想、工作和生活失去底线,经不起甜言蜜语、金钱美色的诱惑,直至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风险之二:领导岗位处于各类矛盾的交汇结点,风口浪尖,既是敌对势力攻击的靶心,也是内部矛盾消长的焦点。人们比较注意对外部敌对势力的防范,但对队伍内部非正常权力斗争引发的损害,往往缺乏思想准备。这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产生私有财产之后,从未间断过的现象。在我国开创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艰难探索中,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增多,有时甚至激化,在制度不完善不健全的条件下,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包括各级领导人在内的社会精英层,常常被置于矛盾旋涡之中,成为被冲击的优先对象,尽管我们在大力健全法制,尽力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现象在短时期是难以消除的。新中国诞生以后,在这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

  风险之三:手中掌握权力也应承担责任,权与责不可分离,是同一岗位的两面。有权无责必然产生权力放纵,为所欲为,极易导致乱政乱性,道德沦丧。有责无权,无法调动各方力量,协调行动,终将一事无成。但权力的使用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和到位,失误和不足也是难以杜绝的。因主观失误而造成较大损失、较坏影响,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有的因客观因素造成的重大损失,也常常归之于“领导责任”,尽管委屈,需要时也应顾全大局,勇于承担。如果对所在岗位的特点有明确认识和风险评估,在使用权力时,就会对其后果有比较科学的预测,不是只看到成果和进步,也会警惕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从而做一些防范性的准备,以防止问题的发生或减少事故的损失。

  风险之四:整日和文件、会议、汇报打交道,久而久之,极易高高在上,工作漂浮,使自己的生活圈子缩小,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脱离实际,远离群众。滋生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特别应注意的是由于缺少对底层群众实际情况的了解,更缺少来自他们的愿望、需求、建议和呼声的信息,因此对上级的决策、领导的讲话和指示,只能照搬照抄,很少能做到联系本单位、部门、行业、地区的实际,把工作做到实处,收到实效。为什么有些同志只会一遍又一遍地说大话、空话、原则话?原因就是没有意识到领导岗位有一个十分容易滋生的无形套子,各方面的工作无休止地对你上压下挤,大事、小事、琐事缠身,而有些领导干部又想事事亲力亲为,因此极易被这个圈子套住,如果不主动积极地规避这种风险,冲破这个牢笼,也必然陷入官僚主义泥潭。

  风险之五:在处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上,极易偏离原则。作为领导人,必须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和上级的决策指示,做到对上负责。但对上负责应建立在对下负责的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工作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脱离了对下负责,对上负责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是一句空洞的骗人的口号。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应紧密结合,统一于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必须以民心为上,才能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紧密结合起来。由于接受上级的领导具有被动性特点,而对下级的领导则需自觉主动地进行,因此在领导岗位待久了,十分容易把对上负责当成工作的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目标,行动上也把主要精力放在观察和揣摩上级领导思想愿望和要求上,忘记了自己是上级领导和群众的纽带、桥梁的职责,也必然忽视群众的冷暖、希望和要求。加之我们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仍存在下级和群众发言权得不到充分行使的制度性不足,使一些党性不纯的同志产生了只看上、不看下的倾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隔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结果必然是对上难以尽责,对下必然失职,丧失上级信任,被广大群众唾弃。

  此外,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国家发展中的诸多烦恼,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矛盾,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对各级领导工作,既提供际遇,也孕育或大或小、或急或缓的风险,如不有所准备,事业受损,个人受难,也是难以避免的。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领导干部,树立“岗位风险意识”是坚守初心使命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让我想起,周恩来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嘱托党员干部“要戒慎恐惧地工作”,确实是真知灼见,金玉良言。(段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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